/ 苟刚

我时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那根相伴大半辈子的扁担。

在老家，扁担也叫“扁挑”。而且分工明确，挑水的叫“水扁挑”，两头一般用绳子系一副铁钩；挑粪用的是“粪扁挑”，这种扁挑光秃秃的，中间略宽、厚，两头略窄、薄，只是在两端用老竹节做两个防止桶滑走的扣，让竹片熏制的粪桶刮刮刚好卡在其中。

与大多数地方使用楠竹扁担不一样，老家的扁担大多是木制的。做扁担的树一般选水冬瓜树。水冬瓜，又名鸡仔木、风箱树，是茜草科、鸡仔木属半常绿或落叶乔木，广泛分布于云贵川及湖南、广西、安徽等地。树皮灰色，粗糙；小枝无毛，多生长于海拔300～1000米处的林中或水边。当然，这些知识，识字不多的父亲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老家，“青杠树做锄把，（水）冬瓜树做扁挑”是祖辈传下来的原则，天经地义，习以为常。

记忆中我们家至少有三根扁担，一根专门挑水，一根粪扁担父亲专用，一根粪扁担略短则母亲专用。地里的农活主要靠父亲，因此父亲黝黑的肩上常常晃着一根光溜溜的扁担。

父亲对这根扁担也情有独钟。每每劳作间歇，总是用怜爱的眼神打量他这根被视如珍宝的木扁担。儿时的我，并不懂得生活的艰辛，也不理解父亲和扁担的情感。一天傍晚，我拿着父亲的扁担在院子里和伙伴们玩“骑马”的游戏，结果被很少打骂我的父亲厉声呵斥。说实话，当时的我满是疑惑：一向疼爱我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一根稍加砍削的木头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日子悄然流逝，渐渐长大的我逐渐明白了扁担对于父亲的重要意义：家中做农活时挑重物、交公粮统购时挑粮食、替开铁货摊的继祖父进货物，都是父亲这根扁担的“光荣任务”。而且，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计，父母在我们村里搞起了各种经营，种蘑菇、喂母猪、育菜秧，似乎这所有的活计都离不开扁担。

我读的学校位于我们生产队，那个时候队上的农户经常到学校的厕所挑粪，人多的时候还需要排队。我们家因为种菜卖的缘故，对粪便的需求就更大。有一次，我的同桌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看见了我父亲在挑粪。幼小的我认为父亲来学校挑粪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中午放学回家，我满脸的不高兴，父亲叫我时还赌气不应答。得知原委的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自那以后，父亲挑粪的时间就换成了一早一晚，因为那时候学生很少。

由于长年累月的劳动，父亲的背像他那根扁担越来越弯，逐渐变成弧线。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扁担被父亲的汗水浸润得越发光黑，挑重物时单调的“咯吱”声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闷。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坝里，二爹、幺爹先后到广东、江苏打工。年终一对比，土里刨金始终是赶不上外出务工。1994年秋，我考入师范学校，在老家多年辛苦劳作的父亲选择到常州打工。最初，没有手艺的父亲在工地上干的是工作苦、薪资低的小工，陪伴他的是工头统一配备的楠竹扁担。后来，手巧的父亲学会了支模，才逐渐告别扁担，工资收入也才好一点。

外出这些年，父亲将扁担放回老屋灶房的门后。每年春节前后，务工归来的父亲总会取出蒙着薄灰的扁担，用废旧的衣物轻轻地擦拭，一遍又一遍，就像赛车手打理自己心爱的坐骑。擦拭完后，父亲总会拿起它担上一两回东西，让它不至于太“寂寞”。

我每天奔走于家与单位之间，每当在大桥上看见菜农挑着扁担，我就会想起故乡，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那根扁担。后来才明白：父亲的扁担，挑起的绝不单单是重物，而是整个家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