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永忠

我父亲是一位教师，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以前这叫半边户。其实我们本可以一家人住进城里，吃商品粮的，但是却被我父亲放弃了。因为这事，含辛茹苦的母亲还对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埋怨多年。

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县城城郊一所中心学校当校长。那时学校教师伙食团正好要招聘一名煮饭的员工，主要人选考虑在校教师家属。我当时很小，母亲在学校带我，学校领导班子有人建议父亲聘请我母亲。父亲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后，母亲特别高兴。谁知，在行政会上，父亲却提出聘请学校刘老师的妻子。他说刘老师家里有三个孩子，他妻子无职无业，一家人靠刘老师微薄工资凑合过日子，生活极其困难。

之后，母亲就带着不满一岁的我回到乡下老家。母亲一边务农一边拉扯我们三兄妹。几年后，刘老师的妻子赶上地方出台的用工政策，纳入工勤编制，成为学校一名正式职工，如今退休工资几千元。而母亲，却一生务农。

小时候，每当母亲拿这事埋怨父亲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都站在母亲一边批评父亲。父亲可能是内心有愧，从不争辩。

其实，我对父亲真正产生怨气的是另一件事。

那年，我高考失利。我们乡有一个乡村医生名额，只需乡卫生院推荐到本市卫校就读三年，毕业后就可分配到本乡任何一个村卫生室当医生，就意味着端上了那年月的铁饭碗，一生衣食无忧。

母亲要父亲想办法去找找卫生院院长，推荐我去上卫校，父亲却不愿去。于是，母亲在家大哭大闹，骂父亲不仅害苦了她一辈子，还想害苦自己的儿子。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提着母亲事先准备好的一斤散装白酒、三十个鸡蛋、一斤自己晾晒的干黄花去送礼。晚上，父亲回家很晚，礼物却原封不动拿回来了。他说名额早给别人了，院长死活不愿收这个礼。

后来，我遇到卫生院院长，试探性地提到当年的事，院长一头雾水，说我父亲压根就没有找过他。原来父亲一直对我和母亲说了谎。之后，我也就当不知道这事了，心里却对他有些怨气。

几年前，父亲去世，我替他收拾遗物时发现一个木箱，里面用报纸包裹着一叠厚厚的奖状，好几十张，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退休。奖状上用毛笔写着“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报纸里还裹着一个厚厚的日记本。我一页一页翻看父亲的日记，里面有一段文字父亲用红笔添加了标注：我一生有两件内疚事，一件是我对不住妻子，让她一生务农吃苦；一件是我没有为儿子的前途求情，至今还隐瞒了她们母子。因为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坚持党性和原则，要対得起奖状上“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看完这段话，我眼眶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