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友洪

我的老家有一眼极其普通的老井，但它却是我们心中的宝贝，我们全家人身上都流淌着老井的血液。今天，我就来讲讲老井的故事。

我的老家紧邻大凉山，尽管那里山高水长，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也给那里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我小时候，饮水就是个问题。

我老家的房屋建在一片坡地上。上世纪60年代，我的父辈们在那坡地上平了块台地，修了房子。之所以在那坡地上修房子，是因为那坡脚下有一眼泉水，终年不枯。那个年代，选择屋基首先得解决水源问题。于是父亲决定，房子就建那里。那个地方叫垮山。

房子建好了，父亲就开始修水井。靠土坎的一边是泉水淌出的地方，得留着，其余三面则用石头垒砌，还要用泥巴塞满石缝。老井使用，就从未偷过懒，曾经有几次大旱，老家其它井都枯了，唯独老井的水还不知疲倦地流淌，乡亲们就到我家来分水吃。

老井是朴实和无私的。它毫不吝啬地捧出自己清冽的甘泉，不求半点回报。就像我的父母对我们。

老井面积不大，仅半米见方，盛满水能挑三五担。我们全家老小吃水全是靠挑。我从十一二岁开始，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挑水，挑完之后才摸着发痛的肩膀去上学。那时，父亲在煤矿做工，母亲一大早要出门去挣工分（工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酬计量单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工分值是劳动单位总产值除以人数后的平均值，再平摊到一年节假日除外的工作日当中，所得出的记名工价），挑水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排行老大的我身上。在那个年代，要养活四张嘴巴，谈何容易！弟弟们穿的衣服，都是捡哥哥穿过的，所以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把衣服补了又补。我们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到井台上去洗，老井似乎也发出了无声的叹息。我是老大，没有哥哥的衣服可捡，只好穿父亲在矿上的劳动服，乡亲们都戏称我长大后是“打煤炭”的。如果逢年过节能添件新衣，哪怕买双新袜，我们就很满足了。

其实我们这点苦，比起父母的艰辛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家人口多但劳动力少，工分低，每年生产队年终分完粮食，父亲都得拿上一年挣的大部分钱去补给生产队。

父亲在矿上过得十分艰苦。他不识字，只能做些井下的粗活、重活，当然工资也很低。父亲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把钱节约下来拿回家。父亲在矿上几乎没吃过一顿肉，很多时候都是就着从家里带去的咸菜吃点“汤泡饭”。父亲很爱我们，虽然没钱给我们买零食，但他每次回家都会用饭票给我们换矿上食堂的馒头，又白又大的那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饭量也越来越大，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吃，父亲就拼命工作，多挣钱买高价粮。有一次，父亲加班时因疲劳过度，头晕导致受伤，右脚小腿骨折了。还有一次，煤井垮方，父亲躲避不及，把自己埋在了坑道里，肋骨被压断了三根，万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

父亲在煤矿上干了二十多年，受过三次伤，有两次差点连命都丢了。但父亲为了我们，无怨无悔。

母亲是典型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每天清晨，她都在生产队长的吆喝声中出工。那时妇女劳动一天的工分只相当于男人的三分之二。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只要有机会，她总是争着去干男人们做的活儿。遇上计件的活，母亲就不停歇地做。母亲的胃病，就是那时饱一顿饿一顿落下的。

时间到了1983年，我家第一次不用买高价粮或者借粮也能渡过青黄不接的六月了；后来，家里开始有了余粮，能喂年猪了；再后来，家里有了余钱，有了存款……20世纪90年代，父母将那土屋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此时我们再到井台上去挑水洗衣，看着老井都觉得它在为我家生活的改变而开心地笑呢。

真正彻底解决吃水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国家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施工队用管道把大面沟的溪水引到垮山，再修水池沉淀、过滤，然后通到每家每户。现在只要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哗地流。自此，老家挑水吃的历史就结束了。

如今，我的父母依然把那口老井留着。由于不常使用，老井的井沿上已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井壁上由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覆盖着，更显其沧桑与朴素。

我懂得父母的心思——这口已经五十多年的老井，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记录着一户普通的山村农家的苦与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