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拓片室内，“70后”拓片师戴福尧正手握自制的红色拓包，不轻不重地在覆盖于石碑表面的宣纸上拍打，伴随她灵巧的动作，碑文逐渐清晰显露出来。拍打一遍后，她紧了紧拓包内的羊毛，又蘸上浓黑墨水，开始第二遍拍打过程……“拓印一块这样的石碑，通常需要反复拍打四五遍才能完成。”戴福尧说。

从业20余年的戴福尧是一位“拓二代”，她的父亲戴堂才是西南地区有名的拓片大师。从小跟在父亲身边的戴福尧，耳濡目染下也对拓片产生了兴趣，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拓片师。戴福尧的丈夫严彬也是一名拓片师，这对“夫妻档”如今在成都考古界小有名气。

戴福尧说，拓片的目的是更清晰地展现文物上的文字、图样，一些凭肉眼难以看见或看清的细节，通过拓片，都“无处可藏”。也正是因此，拓片师的责任很重，不能遗漏任何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更方便、顺畅。”

拓片时，首先需要清理器物表面的尘土，然后再测量尺寸，裁剪好宣纸并打湿覆盖其上，待宣纸自然风干后，才能开始上墨。“上墨时的力道很有讲究，太轻则拓印不清晰，太重则墨水可能会渗透到器物上，对器物造成损害。”戴福尧说。

在戴福尧的工具包里，装满了各种大小的拓包，工作时，根据器物大小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型号。截至目前，她拓印过金沙遗址的金银器、青铜器、四川各地的石碑、石棺等，经验十分丰富。作为熟手，她拓印一座石棺上的纹样都需大半天时间，“必须要很细致。”

相比表面较为平整的石碑，一些立体器物上的花纹拓印难度更大，有时一些需要拓印的器物位于山崖间、悬崖边，不仅难度大，还十分危险。即便如此，戴福尧仍然日复一日地坚持着。“我父亲常说，‘干一件事就要干好’。通过我的努力，为考古研究提供更清晰的资料，是我的工作责任。”戴福尧笑道。（岳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