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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Kendrick，英国人，哲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The Babraha（巴布拉汉）研究所认知与系统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伦敦格雷汉姆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特许生物学家，英国生物学会会员。现任电子科大生命学院教授。

Kendrick教授给学生上课

9月3日，对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Keith Kendrick教授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十年前的这一天，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搭乘国际航班从英国伦敦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在出口迎接他们的，有电子科大生命学院的书记、院长，还有未来一起工作的同事。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始。作为电子科大乃至四川省引进的第一位非华裔国家级高层次人才，Kendrick教授选择从剑桥大学巴布拉汉研究所提前退休，来到中国白手起家，心中不是没有犹豫。

“万事开头难”，Kendrick教授在57岁的年龄对这句中国话有了极为深刻的体验。生活中面临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让他和家人一时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工作上缺人手、少资源、没平台，需要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搭建实验室、开展新项目。

来华第二年，Kendrick教授获批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团队初具规模，事业开始蹒跚起步。但生活中，尽管他和家人已拿到中国绿卡，他的妻子和孩子却无法适应在华生活，做出了要回国的艰难决定。他开始意识到，来华工作，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但未来可期的路。

第三年，Kendrick教授的学术成果渐渐多了起来。除了合作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团队自己的原创性成果。同年，他获得四川省“金顶奖”（后更名为“天府友谊奖”）。科研工作之余，他也和同事们打打羽毛球，偶尔做做西餐邀朋友们品鉴。圣诞节的时候团队师生们齐聚一堂，唱着《友谊地久天长》，Kendrick教授说他渐渐在中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014年， 与Kendrick教授洽谈续聘事宜，签订了十年工作合同，并得到学校持续的经费保障以支持其开展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他决心将他的“催产素亲社会研究”应用于孤独症（自闭症）的临床干预。临床研究成本高、程序多、耗时长，并不是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第一选择。但Kendrick教授说：“我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了，顶级期刊也好，高被引也好，这些高山我都登过了。下一座高山是解决实际问题，治疗孤独症，改善世界上六千万人口的社会功能紊乱。这样的事业即便熬十年、二十年，若有成效，那也是功德一件，此生圆满。”

从2015年开始，Kendrick教授潜心准备孤独症干预的临床试验，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等单位多方合作，从最开始的重重审批、孤独症评估的专业培训，以及申请科研经费、开展预实验到最后临床项目开始实施，耗时三年。期间，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广东省重大专项子课题一项，外国专家项目一项，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在国际顶级和一流期刊发表学术成果近百篇，开设专业课两门，引进青年骨干4人，培养博士研究生8人、硕士研究生12人。同年，在Kendrick教授的引荐和支持下，电子科大又迎来了多位非华裔国家级高端人才，电子科大外籍科研团队的发展登上新台阶。

2019年，Kendrick教授因为在华工作贡献突出，荣获国家“政府友谊奖”，并应邀在国庆期间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直至此刻，Kendrick教授对中国已有着深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书写下去。

2020年初，新冠病毒来袭。Kendrick教授惋惜这次疫情给人类安全和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焦虑着疫情期间学生不能返校、临床试验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实施，也担忧着国际形势变化会影响中国对外籍人士的态度。然而最令他惊叹的是，危难面前的中国速度和中国精神。后来在一次采访中，Kendrick教授说：“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精诚团结，上下一心令行禁止，让中国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身在中国，与有荣焉。”

时光的轮轴飞速转动，十年就在弹指一挥间。回顾在华的十年，Kendrick教授觉得自己仿佛是度过了另外一个人生，或许也是更好的人生。他不是那种到了退休年龄就回家安享晚年的人，他真正痴迷的，是科学研究。常常有学生或同事惊讶于周末还看见Kendrick教授来办公室上班，Kendrick教授却说，“我很幸运，我的乐趣就是我的工作。”（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