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王天 孔令翔 王峻锋

近年来，互联网公益平台和移动支付的兴起大大提高了捐赠的便捷性，腾讯公益、阿里公益等网络公益平台如雨后春笋，开启了全民公益时代。然而，尽管互联网公益发展迅猛，微观个体的捐赠潜力仍需进一步挖掘。根据《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目前我国慈善捐赠额中的个人捐赠占比只有21.1%。由此可见， 我国个人捐赠仍有广阔的提高空间，而以小额捐赠为主的网络公益捐赠正是提高我国个人捐款总额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在互联网公益背景下探讨公益平台选择设置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显示，默认选项设置往往会引发默认效应， 即通过将选项事先勾选， 在不影响选择自由度的同时使个体对该选项的选择偏好增加，其核心即通过设置默认选项来隐蔽地增加个体选择该选项的可能性。例如，有研究表明相较于选择框是空白的情况下， 当选择框中有了“√”的时候，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该选项。

然而， 默认选项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干扰了消费者达成决策的过程， 即违背了消费者在决策中的自主权和自由性，此时，个体会把默认选项的设置解读为对其决策自主权和自由性的干涉， 进而在后续的行为反应中拒绝选择默认选项， 即产生了默认效应反作用。默认效应反作用是指在某些情况下默认选项设置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即由于默认选项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对该选项的选择偏好降低。例如， 在购买电脑时， 消费者可能会认为高配置默认选项是为了商家的一己私利， 进而拒绝选择高默认选项。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得出，个体的元认知能力表现为个体对内心正在处理的信息的认识、体验和监控，无论是感知推荐还是感知被操控都是个体基于元认知能力对其所接收信息的再次处理、赋予意义的过程。因此，我们推测捐赠者对于捐赠平台的认知会对其捐赠倾向与捐赠金额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我们做出实验假设：相对于将默认选项设置为低金额， 将默认选项设置为高金额时，个人捐赠意愿更低，被试更不愿意进行捐赠，即将默认捐赠选项设置为高金额并不会促进捐赠意愿， 反而会引发默认效应反作用。此外，对于熟悉度、好感度更高的平台，个人捐赠意愿更高，捐赠金额更高。

本实验为2X3被试间设计，其中一个自变量为捐赠平台好感度，水平为好感度高、好感度低；另一个自变量为默认选项，水平为高金额、低金额、控制组（无默认项），选择了48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参与实验。参照前人研究，本实验采用情境模拟及选项呈现的方式来对默认金额选项设置进行了操控，以问卷的形式进行。

实验当天， 48名被试者随机分配到平台好感度高的高默认金额组、低默认金额组和控制组以及平台好感度低的高默认金额组、低默认金额组和控制组。被试会读到一则关于乡村数字图书馆第二阶段筹款的活动文案，其中包括了项目背景、第一阶段的筹款和落实情况、此次目标筹款金额。在此之后是一篇公益组织“乐捐”或“微爱”的简介和网络评价。之后被试会进行金额默认选项选择以及平台好感度部分的填写。捐赠意愿通过被试在4个备择选项（5元、10元、15元和不捐赠）所选择的金额来测量。实验不考虑顺序效应的影响，在高/低组都只采用了一种顺序，即默认选项都在起始位置出现，使得金额设置的高低顺序更贴近现实情况。随后， 被试完成了中介变量感知被操控的测量。在借鉴怀疑量表和感知被操控量的基础上，感知被操控的测量由5个测项构成，被试需要在7级量表对上述测项进行打分。

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的熟悉度好感度对被试的捐赠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熟悉度好感度高的平台，捐款人更容易做出捐款的决定；但若是捐款平台的熟悉度好感度并不高，捐款人就更容易做出拒绝捐款的决定。除此之外，对于熟悉度、好感度更高的平台，高好感度平台组与低好感度平台组个人捐赠金额差异极其显著。当处于一个高好感度、高熟悉度的捐款平台，捐款人更倾向于捐赠更高金额的善款；而当面对一个陌生的或是口碑不佳的捐款平台，捐款人的捐赠金额相比之下就要更少一些。

但设置默认选项对被试感知被操控的影响差异并不显著，不符合实验假设，对于实验结果未能证明实验关于默认金额的假设可能由以下因素导致。第一，设置默认选项可能会引发默认效应反作用，也可能会引起默认效应，而这两种情况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并不知其互相转换的临界点或机制，所以在实验中是引起被试的默认效应还是默认效应反作用也不可知，故关于默认选项的两种假设未能证明。第二，本次实验被试量比较少，且有部分被试为职业被试，其被试费的意愿和选择捐款相冲突，可能导致实验结果不显著。第三，本实验通过问卷的方法模拟网络捐赠的现场，虽然主试有告诉被试这是真正募捐的行为，但与真实情景还是有差距，所以被试情景代入感可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