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介绍，各地从去年11月1日起，开展为期百日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行动。截至目前，各地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2.8万件，为38.9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57亿元。接下来的两周，还将进一步强化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治欠保支工作。（1月21日《人民日报》）

农民工欠薪问题，一直是令人辛酸的话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多管齐下，重拳出击，农民工讨薪难得到明显缓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系列有力举措并未彻底治愈农民工讨薪难痼疾，每到年末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一再上演，甚至在不少地方还陷入了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欠薪年年讨”的怪圈。显而易见，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治理，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一劳永逸地得到彻底解决，还必须构建更为有效的长效机制，才能守住“劳有所得”的底线。

任何事出皆有因。揆诸现实，农民工欠薪痼疾之所以难以得到彻底根治，既与保障工资支付的法律仍不健全有关，更与解决欠薪问题的制度刚性不强相关。虽然目前我国刑法设立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由于劳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梗阻，再加上部分规定不明确，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只能止于行政处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打击恶意欠薪犯罪的效果，而且让“恶意欠薪入刑”的刑事政策难以落地。同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大部分行业，大多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加之多数农民工契约意识欠缺，用工单位与劳动者没有形成正常的雇佣关系，一旦依法维权需要付出难以承受之重的时间、精力、财力等高成本时，农民工权益的法治保障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差强人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工程建筑、加工制造等农民工欠薪问题比较集中的行业，层层转包项目、层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而相关部门对用工单位的企业信誉、经营状况、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农民工薪酬“保证金”的运转情况等又缺乏全方位的有效监督，农民工权利被悬置也就自然在所难免。

可见，农民工讨薪难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交织的结果。因此，治理农民工讨薪难，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治理视野，综合从经济、法律、观念等方面，塑造一种具有长效意义的制度治理体系。毕竟，根治农民工讨薪难痼疾，不仅仅是从末端帮助农民工追讨薪酬的问题，更需要从源头治理、中游把控等方面入手，拿出绣花功夫，层层分解，形成一个治理的闭环。如此，才能形成治理合力，确保农民工讨薪难的治理实现最大公约数。

一言以蔽之，农民工讨薪难的治理，事关民生大事，在急在治标的同时，更应着眼于重在治本。只有标本兼治地构建起治理闭环的长效机制，欠薪痼疾的“药到病除”才能可期待。否则，任何单兵突进的举措，都于事无补。相关部门应对此久久为功，须臾不得淡忘。（张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