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云明

几十年前，我的童年就是在县城的这条百年老街上度过。那时，天天都可以在街上看到那位穿一身绿色衣服的叔叔，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载着绿色的邮包从南门到北门沿街送信，我对此充满了好奇。

后来长大了些，我经常跟着妈妈到县城中心的邮局去给在几百公里外的个旧市工作的父亲寄信。当时，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一封家信就是一家人亲情的期望，我对八分钱一枚的小小邮票甚至有些敬畏。有时，父亲也会用布袋子写上地址，装着本地的土特产品寄回家来。因为我们家的信件包裹比较多，邮递员也跟我们弟兄三个熟悉了，看到他来，我们会问有没有我们家的信件，有时他也会捉弄我们一下，明明有却说没有，或者没有却说有，让我们白白的失望或高兴一场。

上世纪90年代初，街头有了很多公用电话，家里的私人电话也越来越多，逐渐还有了传呼机，人们的家信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我却爱上了写作，并且一写就停不下来。那时向报刊社投稿基本上全是用信件邮寄，报刊社寄来的样刊和稿费也是通过邮政投递。所以，在别人逐渐远离了邮寄的时候，我却还在延续着我与邮政的情缘，还越来越离不开邮政了。

1994年工作后，写作是我唯一的兴趣爱好，写作的热情更高涨了。因为频繁的买邮票、寄信、取汇款、收样刊，小镇上几任邮政所长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我，说我是高产作家。

2000年以后，我调到了县城工作，小灵通、手机、电脑也逐渐普及了，基本上没人再寄家信了。大部分报刊社也逐渐不再接收难以处理的手写稿件，我只得紧跟时代的步伐买了电脑。这时，大多数的投稿都可以用电子邮件完成，我也就很少邮寄信件了，但收样刊和汇款却直到现在还多数是通过邮政投递。因为发电子邮件过于简单，为了避免收到的电子邮件垃圾太多太杂乱，有些刊物直到现在都还只收邮寄的手写稿，通过审稿以后才通知作者用指定的邮箱发电子邮件过去。

2009年以后，我所在的单位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内部报纸，我任副主编和责任编辑。每一期报纸需要邮寄到上级相关部门。外地作者的样报、稿费也是由我通过邮政寄送。公事加上私事，现在，我平均每周都要去邮局一两次，所以邮局的工作人员虽然轮换了无数，但所有人依然对我很熟识，也很客气。

邮政是我写作路上的桥梁和纽带，是它助我一路走来，从一个爱好文学的学生成长为县级、市级、省级作协会员，并且当上了地方作协的副主席。已经过了中年的现在，邮政是我的朋友和知己，报刊社寄给我的大量的样刊、赠刊、获奖证书、汇款单等还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邮路上走来。

这四十年以来，我和邮政共成长。我想，邮政是变了，但那个让人感到亲切和熟悉的邮政绿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国有大公司的担当和社会信誉也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