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桐

酒能使人身心俱醉，也能使人灵魂醒悟。

汉朝名将霍去病有诗句道“醉卧美人膝”，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常常醉卧，但不是“美人膝”，却是旷野。他几乎是每次醉后之醒来，都有天然的“自知”，却不是完全虚无的“空”，而是隐含快乐的“实”。

小酌、小醉，是晚年苏东坡生活的一帧帧风景。

尽管酒量未随年龄大增长，几杯酒下肚，就开始酒意浓浓、醉眼朦胧，但他却更加的酒醉心明、醉酒心定。他以饮酒作乐、醉酒为适，反对饮酒作乱、醉酒生祸。

 苏东坡晚年来到海南儋州后不久所作的《和陶连雨饮二首》中说，他可以和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一起列入仙籍，但他又视喝得烂醉如泥者为《世说新语》中的“阿堵物”。对晋初纵酒放浪、不拘礼俗的名士嵇康、阮籍等颇有微辞，称“阿堵不解物，谁欤此颓然？误入无功乡，掉臂嵇阮间。”

苏东坡的理想是喝得尽兴，喝得刚好，醉得轻巧，醉得美好。他注重酒趣，亦讲酒德。他认为酒德像他一直留存“工制精妙”、放置床头相伴的荷叶杯一样，是懂礼、知酒、明性的谦谦君子，是“床头伯雅君，此子可与言”。

花甲之年的苏东坡，理智的、儒雅地对待酒，适可而止、定盏定量地喝，醉了也不会颠三倒四、忘乎所以。

初到儋州的他历经坎坷，多了一份沉静与安然，多了一份闲适与清醒。这时的酒，与他的思想高度相契合，其诗词文赋里就不只是酒与醉，还多了“醒”。

晚年的苏东坡饮酒不仅大念“醒字诀”，而且连“小醉”都减半了，如“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苏东坡在儋州的诸多“酒醒”与“醉醒”中，还有倒逼的“醒”，自觉的“醒”，主动的“醒”。他说，醉是终究要结束的，逃不脱个人命运的支配。总之，不得不“醒”，醉了也要及时“醒”。

不管在哪里开饮，如何端杯，都要始终保持一份清醒，这与他饮酒、醉酒之根本是为“守心之正”的观念有关，他一心要成为“酒君子”而防止沦为“酒徒”或“醉鬼”。这点，是时至今日，人们仍喜欢饮酒的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与在其他谪居地不同，苏东坡居儋州的诗，多言“醉与醒”，或者说更多一些色彩与亮度的是，醉也好，醒也好，他都借以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终极。

绍圣五年（1098年）二月，苏东坡以诗的方式与陶渊明对话，他在《和陶形赠影》诗中道：“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辞。”这是能使心灵得到寄托和慰藉的良方。醒时陷入困顿，醉时突破重围，梦时重回宁静，循环往复，终归怡然。

通过对“醉”与“醒”的磨勘、形与影的观照，苏东坡在困厄不堪的贬谪生涯中，成功达到心灵的沉稳内敛、深邃平和，于饱经沧桑之后获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

苏东坡说醉醒如梦，不必分优劣，也好；说生死是梦，三者无劣优，也罢。之所以生与死、醉与醒，无优无劣，无好无坏，无多无少，是因为它们的终极，都指向“空”，梦一样的虚空。

这样的思想和说法，不是消极，而是积极，或说是“看透消极的积极”，既隽永，又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