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霍巍，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要人才计划入选者。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与教学，主要方向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曾在西藏考古调查发掘中取得重大成果。

人类是何时登上青藏高原的？农业是何时诞生的？文明又是何时才有的？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不断在西藏展开考古调查和发掘，叩问高原历史。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就是较早挺进西藏展开考古调查发掘的学者之一。

在西藏工作期间，霍巍和同事李永宪在西藏考古中发现了细石器、西藏最大的佛教石窟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还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唐碑，证明了唐代使节王玄策前往古印度的路线是从唐蕃古道经过高原的。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以霍巍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力量，正不断揭开中国考古尤其是西藏考古的神秘面纱，让更多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从部队走进高校

主动申请参加西藏文物普查工作

2022年，霍巍荣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大家才发现这位总是身姿挺拔、精力无限的考古学者，还有一段从军经历。

霍巍的父母都是军人。在军队大院里生活过的经历，让他选择了参军入伍。“在昆明集结时，才知道要去的是边防部队。坐了5天大卡车，才到了中缅边境。”一年后，霍巍当上了班长。部队的锤炼，为他后来从事需要团队作业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8年，霍巍等来参加高考的机会。他的主要复习时间是大家晚上休息以后。所谓复习也没有任何资料，能接触到的书籍很少，不过有两本地图集。好在霍巍一直保持很好的阅读习惯，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穿着军装、背着铺盖卷走进四川大学的情景，在40余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大约早晨6点，天还没有亮，但校园里已是一片读书声。”置身其中，霍巍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已悄然来临。

在大学期间，霍巍和同学们一样，有一种争分夺秒的拼劲。“我们出去考古实习的时候，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车站里，只要有点时间，就把背包当板凳开始看书。”

研究生毕业后，霍巍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他曾作为四川大学1984级实习团队的指导老师，在1986年参与三星堆遗址的田野发掘，获取大量标本。但最重要的经历，还是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西藏的一系列工作。

当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启时，严重缺乏考古力量的西藏向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寻求帮助。消息传来，霍巍和李永宪主动报名。此前，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已在20世纪70年代带队参与西藏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发现在世界上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昌都卡若遗址。“这让我对西藏非常向往。所以我一直在想找机会踏上高原。”霍巍如是说。

出征前一天，在成都新南门的一家小馆子里，霍巍和李永宪每人点了一份粉蒸肉大快朵颐。

在西藏边境地区

找到大唐使节王玄策的刻石勒铭

20世纪90年代的西藏，条件相当艰苦。霍巍和同事先是被派去日喀则最远、最偏僻的4个县，此后相继转战山南和阿里地区，用脚丈量了西藏的一大片土地。

他们在穿越千里无人区时，因汽车颠簸，机油渗进米袋，为维持生计，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带着机油味的米饭；没有蔬菜，脱水的干菜味同嚼木，难以吞咽。高原很多地方没有路，他们碰到过泥石流、塌方，汽车还曾陷进河中险些翻车。“那时候，大家很自觉地首先抢救相机和胶卷，再爬出车窗逃到岸上。”到现在，他们的很多调查记录本都能看到被河水浸泡的痕迹。

壮阔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巍和李永宪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们在西藏日喀则靠近边境的吉隆县，发现迄今为止中印交通线上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

进入西藏前，霍巍一行对西藏地区既往的发现史、研究史有过专门了解，大致明白了可以突破的重大问题的方向。“例如，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以往大多通过地质学家地表采集石器作为标本。我们进入高原后，就有意识地通过实地调查去发现这些人类早期遗存。没想到，1990年，就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地带，一举发现了30多处石器地点。”

到了吉隆县，霍巍根据史料记载，推测有“大唐第一猛人”“一人灭一国”之誉的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因此，他们格外用心地四处寻访相关痕迹，线索很快主动上门。

1991年6月，吉隆县委副书记带来一个线索：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老百姓对这通刻字石头相当尊重，挂了哈达、涂了酥油。但当时这块石头所在的位置要修水渠，因此县里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如果不重要，修渠时就会把石头炸掉。”

霍巍和李永宪次日赶到现场。他烧了一桶开水，洗去上面的酥油。这一洗不要紧，石碑上率先露出篆书阴刻的“大唐”二字。霍巍心里一喜——这是唐代的碑！他的大脑里顿时浮现出3个字“王玄策”。

王玄策，唐朝官员、外交家，数次出使古印度。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正使身份前往古印度。此时，阿罗那顺成为中天竺的新国王，派军队劫掠使团。王玄策调吐蕃兵、泥婆罗兵击败阿罗那顺，民间称其“一人灭一国”。

霍巍不断冲洗着碑刻上的酥油，“天竺”“大唐显庆三年”等更多文字重见天日，果然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古印度时所刻的石碑。

碑文显示，王玄策当时的官职是左骁卫长史，路经此地时恰遇洪水，道路不通，不得不抢修栈道。回想奉命远道出使，于是在此刻石勒铭以显大唐圣威。

碑文还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线索，如王玄策的使团组成明确为函谷关内的良家子弟，他的儿子和一个侄儿也在队伍中。“史料记载王玄策为虔诚佛教徒。此次西行，既要完成大唐使命，也要带着家人实现向西天求法的美好愿望。”

这通碑刻，虽然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且下半截因长期埋于土中已经蚀毁，但仍存的200余字，足够揭示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事实，且此碑比大昭寺前所立的《唐蕃会盟碑》早了100余年。

这通在中印交通线上迄今唯一考古发现的唐碑，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唐蕃、中外关系等问题意义重大。2001年，该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补阙佛教传播链

发现西藏迄今最大佛教石窟遗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2年，霍巍又有了新想法：能不能找到佛教传播路上的石窟寺？在他看来，西藏周边都是佛教流行的地区，不管是新疆还是中亚抑或中国西南地区，均有大量的石窟寺遗存。尤其在南边，印度还是佛教艺术的发祥地。但在1992年以前，西藏没有发现一处与敦煌莫高窟相似的佛教遗存。“这种现象极不科学。”疑惑在他心里一直不散。

1992年夏天，霍巍一行在阿里展开文物调查。每到一处，他都习惯性地和当地人聊天征集文物线索。

皮央和东嘎是两个自然小村落，相距约两公里。一天，在从皮央向东嘎行进途中，路上一位牧羊的小姑娘挥手示意搭车。待女孩上车后，霍巍照例问她有没有见过一种画了画的洞子，没想到她说：“看到过，因为下雨的时候我喜欢把羊赶到洞里避雨。”

霍巍内心一阵狂喜，立刻请求小姑娘带队前往。从紧邻皮央村西侧山崖一路向上攀爬，在接近山顶时，小姑娘指着一处洞窟说：“到了。”

此时，日近黄昏，霍巍顺着方向一望，恰好一抹斜阳打在石窟上，满目丹青！那一刻，霍巍恍如置身敦煌大洞窟。视觉上的极度震撼与发现石窟的喜悦交织在一起，让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此后的日子里，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一共发现3座绘有精美壁画以及存有彩塑的石窟。长期以来西藏没有发现石窟壁画的历史，就此被改写。

这处遗址，是西藏考古迄今已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发现，与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石窟一起形成环状分布，填补了佛教传播链条上的缺环。

1994年，西藏文物局与四川大学联合调查队再度前往阿里，维修并再次调查了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2013年，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首过往，霍巍认为，这些重大发现偶然中存在必然。“如果我没有准备，在西藏没有认真寻访，可能机会就擦肩而过。当有了准备，或许重大发现就会突然而至。”

如今，霍巍依然奋战在教学一线，在高原丝绸之路研究以及用考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和源方面不断探索，成果丰硕。（吴晓铃）

（受访者供图）